
1973年,知青王文清发烧39度,赤脚医生张秀巧给他打了一针,第二天,王文清说针打的地方还痛,张秀巧便脱下他的裤子检查,奇怪的是,那里既不红也不肿,怎么还会痛呢?
1965年国家推行赤脚医生制度,农村缺医少药,公社培训了大批像张秀巧这样的年轻人,卫生部编的《赤脚医生手册》是人手一本的工具书,里面专门有关于注射后不良反应的处理办法。
张秀巧按规程来,生怕是自己技术有什么失误,开始每天上门随访,还会带些鸡蛋和红糖过来。
就这样来来往往了十多天,"针眼疼"始终没有好,张秀巧自己却先撑不住了。
作为一个认真的医生,治不好眼前这一个"针眼",让张秀巧很难受。有一天随访时,张秀巧没忍住,眼泪掉下来了,她觉得是自己的手艺出了问题。
正是这滴眼泪,让王文清没法继续装下去了。
王文清承认,屁股早就不疼了,"针眼疼"是他编的,为的就是让张秀巧多来几次。
有句话说得实在:人和人之间,是先有了来往,才有了感情。王文清和张秀巧,就是在这一次次问诊里,慢慢有了对彼此的了解。
王文清是1968年底响应号召从北京下乡来的,那一批知青有不少是清华附中、北大附中的学生,都是城里长大的孩子,到了黄土高原,语言不通,劳动不熟,很多人扛不住。
王文清是站长,要替人撑着,帮乡亲们解决纠纷,教村里孩子认字,时间长了,村里人对王文清的印象不错。
张秀巧在随访这十几天里,也是通过旁人口中一点一点拼出王文清这个人的轮廓——他做事认真,不摆城里人的架子,村里人遇上难处,他能帮就帮。
这和张秀巧见过的其他知青不太一样。
1970年代延安地区,北京知青和当地姑娘走到一起的情况不是没有,延安市档案馆保存的知青安置档案里有过这类记录,婚礼一般很简单,在窑洞或者生产队的院子里办,没什么排场。
结了婚的,大多数日子过得踏实,但等到1978年知青开始大规模返城,这些家庭才真正面临考验——是一起回北京,还是留在陕北,或者就这么两地分着,没有一个好选择。
王文清和张秀巧那时还不知道后面这些事,谎言被拆穿之后,王文清把话说明白了,张秀巧愣了很久,没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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