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上海成为我国“入境游第一站”，“Citywalk（城市行走）”成为越来越多海内外游客探索上海的首选方式，而多年来经历多番打磨的上海公共空间标识系统，面临一些有待改进的新问题。
如何看待、应对新形势下出现的新问题？
记者实地走访人民广场、张园、上海纽约大学前滩校区等地，在发现、梳理问题的同时，邀请相关领域的专家出谋划策，共探标识品质提升之道。
一位热心读者的多年关注与持续研究
华东师范大学国际汉语文化学院退休教授朱希祥是《城市周刊》“瞄一流 献一计 见微知著看上海”系列报道的忠实读者，也是我们为“瞄一流”系列报道长年开设的“读者来信”信箱的积极投稿者。从2020年开始，他把自己对这座城市的观察与建议，化作一篇篇文字寄给我们，希望能为这座城市变得更好出谋划策。
前不久，朱教授把目光投向了这座城市里随处可见的标识。起因是他和家人到访世博大道、世博洲际酒店、世博文化公园等地，发现这些场所除了名称中包含了“世博”二字，沿途几乎看不到一处与2010年上海世博会及其举办盛况相关的文字介绍。
作为曾组织学生对上海枣阳路进行全方位标识调研的高校教师，又是走访了50多个国家的旅游爱好者，朱教授对此感到遗憾。联想到不少国家对类似的历史文化记忆格外珍重，常以标识或铭牌为载体，向市民、海内外游客宣传对本城发展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朱教授认为，不妨先从前述区域性小问题入手，再系统地关注、探讨“城市标识的品质提升”问题。
“标识系统的建设与完善很难一劳永逸。但当城市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或重要的发展节点，一些有待改进的问题或不足会集中凸显。近来，作为‘中国入境游第一站’，上海正在持续地为打造更友善的城市环境而努力。标识是很多游客初识上海城市、街道的‘第一站’，也是城市文化生态环境的组成部分。建议以此为契机，重新打量公共空间中的标识。”朱教授说。
听闻我们的“瞄一流”系列报道正准备聚焦城市标识“优化”之道，朱教授热情地发来他多年来围绕“城市标识”积累下来的各种研究成果与学术文献。
通过他的调研记录和相关论文，记者发现，过去20多年来，作为上海城市形象、公共服务基础设施重要组成部分的城市标识，已经在功能分类（涵盖交通指示、区域识别、商业标牌、公益宣传）上渐趋完备，对发挥城市综合功能、提升城市治理水平也多有助力。当前，选择海内外游客乐于前往或到访频率较高的区域进行实地走访与观察，是研判新形势下新问题、探寻针对性改善举措的首选手段。
结合数月来对上海南京西路、南京东路沿线海内外游客数量的实际体感，记者决定以临近人民广场的上海市历史博物馆为起点，以由南京西路、九江路、西藏中路、人民大道、黄陂北路围合的街区为重点区域，展开实地调研。
来自哈萨克斯坦的Aktoty Nurkeshova女士和她的同事开启“上海深度游”。图为他们从人民广场乘坐地铁去北外滩。 资料图片
标识要准确更要有“使用者意识”
从上海市历史博物馆正门口出发，一路向东步行，绕划定的调研范围“一圈”，记者先后途经2处“上海观光游”巴士站、1处公交站点、4个人民广场地铁站出口、2个人民公园出入口、3座公共厕所，商店、咖啡店、餐饮店铺若干。
步行期间，记者重点观察了沿途的交通指示牌（路名、地图、引路、警示），区域识别标识（街道、景点、公共文化设施、公共服务设施），商业标牌（店名、商标、广告），公益宣传（标语、海报、公告栏）。可以看出，经过多轮城市环境治理，沿途指示标识系统清晰、准确，给人留下“干净利落”的印象。
步行至上海城市规划展示馆游客入口时，一块地图指示牌和围观在它前侧的人群吸引了记者的注意。这块以“人民广场”为界的地图指示牌显然经过了精心设计。地图区呈现色彩亮丽的浮雕质感。排列在地图左侧的周边重要公共文化设施、商场，排列在地图右侧的交通设施、公共厕所、地下车库，均能在图中找到对应的位置。
问题是，这幅地图未标识基准方向，使得读图的游客无法将地图中的建筑与周身的实物一一对应，陷入了“找不着北”的困境。当记者经人行地道，从地下空间穿过，来到“马路对面”，也就是上海博物馆、广场喷泉、白鸽广场所在的人民大道南侧，类似的问题再次出现在了另一块地图指示牌上。
该地图未标出“指北针”，给游客识别周边建筑带来困难。 记者摄于人民广场
在离它不远处，记者找到了一块相对简洁的指路牌。顺着指路牌罗列的信息一一比对，记者发现，此刻在地理空间上位于自己西北方向的“上海大世界”，在该指路牌上以“向前”箭头标出。若以此为准，游客将步行至上海博物馆，而不是他们此刻更想去的上海大世界。
也就是说，这几块指示牌很可能犯了“设计者本位”的“过失”。由于设计者未能站在实地感受并“校准”指示牌的有效性，游客很可能因为定位“失准”，就此与自己的目的地失之交臂。如果设计者多一份“使用者意识”，是不是类似的问题就可以避免？
此后，在人民广场几处地铁出站口，记者总能遇到几拨一脸茫然、环顾四周良久才决定往哪儿走、挪几步后又停下的外国游客。显然，他们是在寻路上遇到困难了。
该指示牌未能与游客实地感受对齐，容易导致他们在寻路时判错方向。 记者摄于人民广场
发现上述问题后，次日，记者前往离人民广场不远的张园，作一对比式探究。记者发现，在张园一带，为游客指示方向的地图大多标有指南针图案，标识出地图的基准方向。每一条小路的拐角处，皆有提示邻近的商铺、地铁站、公共厕所方位的路标静候游客。
这些标识的“使用者意识”和便民性较强，由于精准提供了多维度的重要信息，无形中构成了一个立体化的“导向系统”，提升了游客在所处空间的“方向感”与“安全感”。
在与张园隔街相望的丰盛里，所有地图指示牌皆以读者站立处的正面方向为基准绘制。这种绘制方式的好处在于：便于游客把自己“代入”图中。如此一来，找方向还真轻松了不少。
该墙面标识由于精准提供了多维度的信息，无形中构成了一个立体化的“导向系统”。 记者摄于张园
问题往往出现在不同系统的交接处
“一些指示标识（如地图）缺乏‘使用者意识’。标注信息及其方向时未能站在使用者（特别是初来乍到的游客）的角度考虑，易引发误导。”
“部分公共设施（如厕所、文化场馆）的标识或公示信息存在将中文信息直译成英文的问题。由于句式冗长、关键信息不够简明扼要，易致游客难以理解。”
“地铁站出口常有游客踟蹰不前，出地铁站的那一瞬间容易没有方向感。附近可以提供方向感的标识较少。需要游客随机试错、往某个方向走一段，才能找到方向感。”
当记者将此番走访中发现的三个主要问题和盘托出，同济大学建筑系副教授孙澄宇露出会心一笑，表示他对上述问题也有同感：“前两个问题相对易改，最后一个问题重要程度最高，改起来也最难。”
过去五年，作为城市设计领域的专家，也作为上海市城市更新及其空间优化技术重点实验室“数字孪生城市研究中心”成员，孙澄宇多次受到有关单位的邀请，为上海地铁站、机场、火车站等多处公共交通枢纽内的标识改善问题出谋划策。孙教授感受到了有关单位的决心，也很快看到了各空间内部全方位的改进成果。但是，多年来，迟迟难改的“问题”往往出现在一个系统跟另外一个系统衔接的地方。
最典型的现象是：很多站点内部的标识系统不断在优化，信息更新工作也做得越来越及时，但游客一旦出了站、走到地面上，往往就会遇到记者在多个地铁站出口前观察到的那种情况。
“改善所在空间内部的标识系统，相关单位是当仁不让的，也会把这件事做好。但到了与其他单位或公共空间的交界处，他们就不容易发现问题。或者意识到问题后，会因为沟通、协调麻烦而踟蹰不前。”孙澄宇分析道。
针对这个困境，孙教授认为，最理想的改进方向是在地铁出口前方或两侧等明显位置设置周边主要道路、重要景点、公共文化设施的指示信息。“确保游客在出站的那一刻，可以轻而易举地为自己建立起必要的‘方向感’。安排上是第一步，如何以尽可能高效、完善的方式整合有效的导览、服务信息是第二步。”
为此，孙澄宇建议，以专班或者专项小组的形式牵头，邀请多部门携手合作，来完善城市层面的标识系统。然后，利用现有的网格化治理平台及其工作机制，尝试在多方携手合作的情况下，把那些中断的“寻路标识系统”缝合起来。
“精准、高效、便民的标识，往往是其衔接的多个建筑、空间主体协商后的结果。不同主体通常倾向于把与己相关的信息作为最高优先级。唯有多主体、多部门通力合作，才能建立起真正使市民、游客受益的优先级标准。”孙澄宇进一步指出。
韩国街头路标在提示重要目的地之余，还会告知行人此刻与该点位间的步行距离。 朱希祥 摄
标识里有一座城市的待客之道与愿景
游客是城市的陌生人，初来乍到，内心的安全感确实很重要。但如今的网络通信技术发达，为提高旅行者寻路、生活便利度设计的各种手机App也很多。我们是否有必要站在外国游客的角度，看待我们的标识中存在的问题？此番走访过程中，一些市民也提出了不同看法。
为此，记者咨询了几位长年在外企工作、经常要接待海外同事、为他们来沪生活提供支持的市民朋友。他们纷纷表示，“上海城市国际化硬件（双语标识、高端服务场景）的升级速度没有想象中快。如果以外国游客下沉式、生活化、全场景漫游的需求来看，我们常常是不放心让他们自由行走的”。
外国游客在上海“自由行”会遇到的障碍绝不是“不会玩”，而是在支付体系、手机网络系统切换、语言系统等多方面遇到困难。
具体到生活方面，上海机场、地铁等公共交通枢纽的双语标识不全问题还不算太棘手，但如果游客来到他们偏爱的梧桐区、老弄堂及一些社区、街区、市井小巷展开深度漫游，能借力的英文标识真的不多。“深度街区自由行完全靠盲逛、盲猜不是不行，但总会让外国朋友觉得我们这个城市不是很友好。”一位市民朋友说。
孙澄宇家住徐汇区，一出小区门口，经常会遇到需要问路的外国朋友。“我家门前酒店里住了不少上了年纪、来自国外的旅行者。我经常看到他们手持一根登山杖，背个包就出门了，也没看到他们手上拿着包括手机在内的设备。我怀疑他们到了中国以后，手机除了可以打个电话之外，上网都成问题。”孙澄宇禁不住为他们捏把汗。
孙澄宇教授家住徐汇区，一出小区门口，经常会遇到需要问路的外国朋友。图为武康大楼前游人如织。
这让孙澄宇回忆起自己的出国经历。“在一些国家，确实感受不到他们对世界人民的友好，只有一种‘你们该买地图买地图，该干吗去干吗’的做派。但在另一些国家，我能从公共标识系统中深深地感受到他们的待客之道与愿景——他们想要接纳更多的国际旅客，也希望自己的文明能够传播到世界各地。”
孙澄宇的观察也得到了朱希祥教授的佐证。如今，热爱在世界各地旅行的朱教授，但凡看到展露待客之道、彰显文明友好态度的标识，都会忍不住记录下来，希望有机会可以介绍到国内、助力相关工作的完善。
前不久，记者到访上海纽约大学前滩校区，特地留意了校区内的标识系统。出乎意料的是，该校区贯彻“极简”美学。为了减少公共部位视野内的杂乱感，大部分标识的设计都比记者在其他公共场合看到的简约，数量也不多，给人一种“能省即省”的克制感。但每当记者需要标识为自己“导航”时，它们都适时地出现了。孙澄宇告诉记者：“这其实也应该是城市标识努力的方向。并非越多越好，而是以精准、高效地为大家服务取胜。”
漫步在上海纽约大学前滩校区的校园中庭，竟然鲜有路标。但走近大楼抬头一看，“路标”就在那里。
专家把脉
寻路便利度也是城市文明一张名片
记者：标识本身的场景化、差异化、多样化，加大了完善标识品质的难度。除了您讲到的以设立专班的方式协助发现、解决问题，是否需要为标识的完善与优化划定一些导引性的目录，对标识的管理逻辑进行必要的梳理？
孙澄宇：基于上海成为我国“入境游第一站”，“Citywalk”成为越来越多海内外游客探索上海的首选方式这一宏观背景，标识品质提升可以考虑先从游客到访频率最高的区域着手。若以提升寻路系统的便民性为目标，上海的标识品质完善需求更多集中体现在历史积累更深厚的浦西中心城区。
相较而言，类似的问题在新建的城区反而不是很严重。因为这些区域的建筑或公共空间建设得更晚，有相当部分在规划、设计过程中已尽量向国际通行标准靠拢。
由于上海有道路指示牌管理规定，按我的理解，与此相关的道路指示牌的信息有效性、便民性问题不大，也有与时俱进的更新措施，如此一来，标识完善需求主要集中在公共服务设施相关领域。
确保游客顺利找到地铁站，出地铁站后高效抵达包括景点、文化场馆、历史建筑、便民设施、主要商圈商场等在内的主要目的地，可能是目前阶段最需要着力改善的方向。
与标识的翻译是否准确、制作是否精良相比，在游客急需定位的寻路决策区域内，有没有标识及时出现，才是最重要的。如果针对这一需求的标识不够完善，会直接影响游客在上海寻路、游览的体验。
记者：现在有一些城市标识的“使用者意识”不强，没有站在寻路者的视角考虑标识的准确性、便民性，如何改进这一现象？
孙澄宇：这种现象之所以会出现，说明设计者或安装单位在帮助标识完成落地工作的过程中，缺少了一个关键环节或关键动作。那就是，帮助标识信息跟真实的使用环境“对齐”。
有两种情况非常典型。一种是游客从地铁里出来，走向地面，在离开地铁出口的一刹那，特别是当这个出口与附近的主要路口尚有距离时，他们就会在判断方向上遇到困难。如果在这个时刻，没有出现标识及时给予指引，就会出现你在人民广场看到的，游客在地铁出站时容易迷失方向的情况。
另一种是游客从大型商场或建筑物走出时。这意味着游客从一个不熟悉的空间进入另一个不熟悉的空间。当游客以一个不熟悉的空间作为起点，也会遇到需要将路面标识与脑海中的想法、手机上正在浏览的信息“对齐”的问题。如果对齐的动作难以完成或十分费时，就会令人沮丧。
协助游客完成对齐动作的基本方法，是在此时提供一个帮助他们对齐信息的“路标”。至于这个路标是平面的、立体的，是信息栏、信息柱，还是印在海报上的二维码，形式可以不拘一格。
具体到地图类指示牌的绘制，为了提高读图者将图示信息与真实世界对齐的效率，一种是在地图上标出“指北针”和“使用者位置”，一种是以使用者视角绘制地图。
在国外旅行时，我看到过有一处地图指示牌前设置了一组特殊颜色的地砖。游客会下意识地站在它们的上面观看地图。不知不觉中，游客的站立位置与观察方向就被成功引导。这本质上就是在帮助使用者与地图标识信息、与周身环境完成“同步对齐”。有了这样贴心的细节设计，寻路就不太可能再出错。
记者：有一种观点认为，现在旅行者手中可以借力的信息化工具变多了，城市标识系统还有必要多方打磨吗？
孙澄宇：我认为不应该完全依赖以App为代表的信息化工具，而应考虑把力气花在如何增进现有的App与城市标识系统合作这件事情上。
事实上，我们的手机常常会因为实时信号不够好而出现“更新延迟”问题。这种状况在地下空间或高层建筑林立的街区经常会遇到。我们日常用惯了的导航软件，也会因为到了一个新的国家使用，遭遇外语界面不够友好、导航信息陈旧、系统报错频发等新问题。
针对App的适用性问题，我们可以组织外国游客最喜欢使用的App的服务提供商展开研讨，看看能否为提高相关程序在上海的好用度，提供支持与帮助。
我们还可以考虑安排专门的工作人员来模拟不同年龄、不同国家的外国游客、留学生，体验一把他们在上海“打通关”的真实感受。只有亲身体验过，才能找到问题的“痛点”。
多年前，我所在的研究团队曾做过一个空间寻路小实验。在模拟情境下，把一些类似二维码的不锈钢标志，贴在既有的标识牌下方。当路人用手机去扫这个二维码时，可以连接到一个网页，介绍该标识周边的交通、生活、服务信息。这种方式可以在避免频繁更新既有标识的前提下，在提升标识的多语言适配度、保持周边信息及时更新等方面发挥作用。
寻路便利度也是城市文明的一张名片。我们现在可以调用的技术手段很多，关键要看有没有“予人方便”的意识以及想解决问题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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